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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子華 1900年，八國聯(lián)軍發(fā)動了旨在瓜分中國的侵略戰(zhàn)爭。6月17日，八國聯(lián)軍攻占大沽炮臺：7月14日，占領天津。義和團雖浴血鏖戰(zhàn)，但無力阻止八國聯(lián)軍北進，8月15日慈禧太后偕光緒帝西逃，16日北京淪陷。戰(zhàn)火在天子腳下蔓延，生靈涂炭，死傷累累，呼喚人道主義慈悲，呼吁紅十字關懷。為救死扶傷，浙江著名紳商陸樹藩等在上海發(fā)起‘中國救濟善會’，遵照國際紅十字運動的基本精神，救護傷兵難民。這是中國人自辦紅十字會之開端。毫無疑問，陸樹藩和其創(chuàng)建的中國救濟善會唱響了中國紅十字會之先聲。庚子救援中，陸樹藩雖竭力而為，歷盡艱辛，業(yè)績令人矚目，但仍不免陷入尷尬難堪的境地。 中國救濟善會的人道行動 中國救濟善會自成立后，不斷在《申報》等新聞媒體刊發(fā)《救濟善會啟》，募集捐款，號召各界愛心人士“好行其德，慷慨解囊，伏乞惠賜”，并公布代收捐款處所：上海北京路慶順里救濟善會公所、申報館協(xié)振所，杭州清和坊巷鼎記錢莊，蘇州東大街同元錢莊、中市仁和錢莊，廣東源豐潤票號，寧波北江下富康錢莊，紹興保昌錢莊，杭州慶福綢莊等。所收善款，及時登報征信。鑒于北方很快秋盡冬至，中國救濟善會亦發(fā)布《勸募寒衣啟》，號召愛心人士伸出援手。中國救濟善會的呼吁得到社會各界廣泛響應，“一時解囊助款者，頗為踴躍”?？钗镌丛炊鴣恚瑸楸鄙暇仍蛳禄A。 萬事已經(jīng)俱備，但在陸樹藩看來，“事不躬親，難期實踐”，遂決定親自北上。10月15日，“慷慨啟行”。是日中午，陸樹藩偕德國醫(yī)官貝爾榜、德人喜士以及著名外交官陳季同、思想家嚴復、德文翻譯洪中并司事、家丁、小工等共計82人，登上招商局“愛仁”號輪，開出吳淞口停泊。這艘被稱為“救命船”的“愛仁”號，還有隨行的“德生”號輪，裝載“米三千三百石，面二千一百三十二包，餅干五千二百廿磅袋，寒衣三萬五千五百四十件，棺木大小五千余具，藥料數(shù)百箱”，揚帆北上，開始人道主義之旅。 10月19日，“愛仁”號輪船抵達天津大沽口下碇。“當愛仁泊塘沽時，各國巡艦繞船巡視，均不上船。凡系紅十字會中人，別國兵輪船均升炮并懸中國龍旗相敬，此不可多得之事也”。顯然，“紅十字”具有“保駕護航”的功能。 陸樹藩和“愛仁”輪船的到來，給瀕臨絕境的難民帶來曙光。據(jù)稱：“天津被難士商，均知有救命船到塘沽，紛來求渡?！?0月27日，救濟善會在天津火神廟設局辦公，同時發(fā)布《塘沽輪次告被難南旋各士商》的通告，聲明“愛仁輪船專供本總局來往津滬救濟之用”，“準士商紛紛來局報名登輪，刻期起程南返”。為規(guī)范救助行動，救濟善會制定《章程》八條，包括“各官商登輪后望即到本善會輪船賬房報名注冊備查”；“船中人數(shù)眾多，必須男女分居，以示區(qū)別”；“水腳飯食均由本局供應，不取分文”；“到滬后路遠不能即歸者，可向本善會輪船賬房聲明，發(fā)給憑條，送往名利、長春兩棧房暫住”……所有這些，無不體現(xiàn)出紅十字的人道關懷和對人格的尊重。 11月2日，“愛仁”號輪船載著270余位難民返滬，這是中國救濟善會救助的首批難民?！盎厣瓯浑y之人歡聲雷動，津地均以救命船呼之，北方紳商士民見此義舉，無不交口稱羨，以為東南人有此善心，所以得免浩劫。”11月13日，“安平”號輪船開往上海，“載回北省被難官民三百四十余人”。 救助行動在天津當?shù)丶澤痰膮f(xié)助下有序推進。一方面，繼續(xù)安置救助南旋難民，“京都南旋官紳商民現(xiàn)已陸續(xù)到津，即蒙盛京卿派公平、安平、愛仁、泰順四輪赴津分配送滬，所有寓津官商亦即附搭四輪同來”；另一方面，掩埋、平糶陸續(xù)展開。11月3日，在天津南門城內(nèi)丁公祠后設掩埋局。5日。陸樹藩與當?shù)厥考澤潭ㄆ郊g辦法，擬設平糶局7處，議定白米每包4.5元，秈米每包3.5元，“每人糶米以一斗為度”。此外，設立施醫(yī)舍材局，為貧病者施醫(yī)送藥，為家道貧寒無力棺殮者提供幫助。 11月8日，謝汝舟率同司事工役六人赴保定辦理救濟事宜，設立保定救濟善會分局。滄州一帶“亦派人分投前往舉辦”。而京師被難士商，也為陸樹藩所牽腸掛肚。11日，陸樹藩踏上京師之旅，期間歷經(jīng)波折，直到19日才行抵通州。作為京師門戶，通州“倉米搶掠一空，城內(nèi)房屋都被焚毀，較之天津遭禍更烈”。20日，與李友之、楊彝卿商議京中被難官商赴津事宜，據(jù)稱有2000余人之多。陸樹藩旋即由石道進京，“沿途房屋雖未盡毀，室空人杳，甚覺凄涼”，而京城更是一片狼藉，“城內(nèi)地安門及西四牌樓一帶，均成焦土。前門外至珠市口及崇文門內(nèi)東交民巷，無不被焚”。這使曾經(jīng)的京官陸樹藩悲痛不已。 11月21日，陸樹藩到賢良寺謁見李鴻章，“蒙獎在津所辦各事甚妥，并勖以勉力行善”。陸樹藩不負所望，經(jīng)多方斡旋，美國方面允派兵保護被難官商出京。30日，陸樹藩至賢良寺向李鴻章辭行，“蒙以辦事能干，頗有膽識獎許，并由濟急會撥助銀二千兩，電諭上海招商局再撥兩輪來津候用”。 12月1日，陸樹藩護衛(wèi)被救“官商眷口等車三百數(shù)十輛”離開京師，一路風餐露宿，艱苦備嘗。4日，抵達天津。 鑒于寒冬來臨，洋面冰封，陸樹藩海路輸送官商難民行動計劃暫停，“所有避居附近州縣趕來不及者，仍租公所三處以備留住，俟開河后再運回滬，并懇德法統(tǒng)兵官給照保護，以臻周密”。同時，陸樹藩“酌留數(shù)人在津辦理、平糶、施衣等事”后，乃于12月10日乘“協(xié)和”號輪回申，“俟明春再行北上”。北上救援，至此告一段落。 功勛卓著與難以言表的遺憾 陸樹藩在1900年12月22日《申報》發(fā)布《救濟善會籌辦京津善后事宜啟》中正式聲明：“樹藩創(chuàng)辦善會，不避艱險，與各友乘輪船赴津設局，拯救被難官商。先后載歸已有五千余人之多，并運回各省靈柩一百三十六具，請登各報為海內(nèi)諸大善長所共見共聞。” 再加上1901年春“新豐”“豐順”號輪船載回之難民，總數(shù)當在6000人左右。 除此之外，陸樹藩在天津開辦醫(yī)藥局、惜字局亦有建樹，“醫(yī)藥局至十月十九日止，共治男婦內(nèi)外科三百八十八名口。惜字局至十月十九日止共收字紙廢書三千五百斤”。而京津平糶善舉，受益人群更是難以數(shù)計。 對陸樹藩及其中國救濟善會卓著功績，時人交口稱贊，“似此濟眾博施，好行其德”，堪稱“誠晚近所罕逢者也”。 中國救濟善會之所以取得如此業(yè)績，固然與李鴻章的鼎力支持、陸樹藩和救濟善會同人艱苦努力分不開，而社會各界的愛心捐助，毫無疑問，提供了強有力的后援保障。從《申報》公布的捐助者名單來看，“囊助款者，頗為踴躍”，并涌現(xiàn)出眾多感人事例。 不過，綜觀整個救援行動，也有不能盡如人意之處，并給陸樹藩帶來終生遺憾。這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 其一，從外部環(huán)境而言，陸樹藩和其中國救濟善會受到濟急善會的排擠。 如上所述，作為上海慈善界的“無名之輩”，陸樹藩創(chuàng)建中國救濟善會之時，特別渴望得到嚴信厚等慈善界大佬的支持，但陸樹藩的求助遭到拒絕，乃尋求李鴻章的臂助，幸運的是，李鴻章鼎力支持，中國救濟善會始孕育而生。盡管如此，“諸公頗多蜚語”，使陸樹藩欣喜之余，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盡管陸樹藩不被“諸公”信任乃至排擠，但他仍幻想通過李鴻章“札飭候選道嚴信厚等分投勸助，陸續(xù)接濟”。但出人意料的是，在中國救濟善會成立八天后，“諸公”非但沒有為救濟善會籌款，反而另起爐灶，發(fā)起成立濟急善局。 濟急善局，后稱“東南濟急善會”，簡稱“濟急會”“濟急局”，1900年9月17日由嚴信厚“諸公”發(fā)起成立。“諸公”之所以另立山頭，顯然也是出于對中國救濟善會的極度不信任。對中國救濟善會而言，也是一種打壓，畢竟慈善“蛋糕”就那么大，此消彼長。 事已至此，陸樹藩于無奈之下只得希望能夠聯(lián)手“合辦”。但濟急善局一經(jīng)成立，便發(fā)布《分頭辦理》的啟事，致使“合辦”之議化為泡影。已既成事實，陸樹藩不得不面對。按照《分頭辦理》約定，“清江等處歸嚴君筱舫諸公籌辦，京津一帶歸陸君純伯諸公籌辦”。陸樹藩也透露，經(jīng)雙方商議：“彼此共辦善舉，自應不分畛域，由丁君曉芳與施君子英議定，所有清江浦至德州等處歸嚴君籌辦，京津一帶歸樹藩等籌辦，庶幾事有專責，款不虛靡。 但這個“君子協(xié)定”很快便被打破。救濟善會在京設局由劉鶚主持救濟事宜，而濟急善局也在賢良寺開辦濟急分局，由楊文駿主持。隨后，嚴信厚、龐元濟、施則敬等聯(lián)名發(fā)表《濟急會聲明》，強調(diào)：“東南諸同志所設救濟會及濟急會，分濟京津被難官商。其救濟會系陸純伯部郎，專辦天津一路；濟急會系盛京堂及諸同仁，專辦京城、德州兩路?！睉{借“諸公”的影響力和號召力，所收捐款后來居上，遙遙領先，遠遠超出救濟善會，救援行動結束之時，濟急會用銀多達50余萬兩，而救濟會不到20萬兩。不難想象，陸樹藩有多么尷尬與無奈。 救濟善會側重海路，濟急善局偏重陸路，雖然“各自為戰(zhàn)”，但難免會有所交叉。不能否認，兩會亦有合作之舉，如救濟善會海路運送回滬的難民，濟急善會提供了力所能及的照顧。但從整個救援過程來說，“競爭”局面始終存在，使中國救濟善會常陷入被動無助的局面。 其二，從內(nèi)部管理方面來說，中國救濟善會本身也存在一定漏洞，尤其在善款的籌集與使用方面，更是問題多多，終致陸樹藩負債累累，深陷泥潭。對此，陸樹藩長房玄外孫徐禎基作了探究，認為“在籌集救濟善會時，陸樹藩未了解北方的真實需求及募捐的實際可能，因而在開始時多次作了過分的允諾，如：外軍對中國官商軍民救護費用如數(shù)由善會繳還；去津時對所有翻譯人等川資薪水均由陸捐及不取善會分文；以及在捐款時采取各地方及紳士先墊銀方式并以募款扣還而導致最后欠墊銀眾多。到1902年后，京津救濟善會前后全部賬目公開，由于捐款不足支出，加之他人先墊之銀因各地募款不足須由救濟善會總會歸還，時救濟善會基本上已自動解散，所欠之款須由董事長陸樹藩歸還。想不到做了一場好事卻使他負債累累。到1903年陸樹藩欠他人之款已達十數(shù)萬兩銀，只好出售家中部分古董，但仍不足墊此數(shù)”，最后不得不將“皕宋樓”藏書出售日本靜嘉堂文庫?！鞍z宋樓事件”使他成為千夫所指的歷史罪人，所付出的代價之沉重，難以想象。從某種程度上說，“皕宋樓事件”更凸顯陸樹藩人道主義救援行動極為可貴，盡管留下無可挽回的損失。 （據(jù)《河北學刊》） |
